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修订后的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。
张人一说，伦敦雾主要是由于燃煤造成，这种单一排放源的污染治理相对容易。这些污染物的多源与高排放是中国雾霾发生的主要原因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这项研究主要是探索雾霾形成的机理，并不直接涉及雾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。通过研究发现，1952年的伦敦，工厂和居民燃煤排放过量，大气中存在高浓度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。因此，硫酸被高度稀释，雾滴没有显现强酸性。比如，虽然从视觉感受上看，空气质量改善似乎不够显著。这不仅仅因为硫酸盐本身是雾霾的一个重要成分，而且硫酸盐的形成也促进了有机物与硝酸盐这两个雾霾成分的生成。
应在减少燃煤二氧化硫排放的同时，减少机动车的氮氧化物与可挥发有机物的排放，减少氮肥使用和其他工业中使用的氨排放。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主要来自电厂及居民燃煤，氮氧化物主要来自电厂与机动车，可挥发有机物主要来自机动车以及化工厂，氨气则主要来自农业用化肥与机动车。这两个制度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功能：对于治理成本较低的企业，它们愿意努力改善公益，减少排污量，节约排污配额用以交易获利;而对于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则可通过交易，以较低的价格获取排污配额，满足自己的排污需求。
除了大型污水处理中心之外，德国各地还有很多小型污水处理设施，污水通过地下管道，直接流入到污水处理中心，或是通过收集池收集之后进行净化处理。无论是哪个企业，为了能够长效获利，大家都会自觉主动地减少排污。根据法律要求，德国餐饮业都要安装油污过滤装置，对烹饪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初步过滤，还有如高速公路在一些路段旁都有专门的废水收集池，对路面雨水进行收集过滤，用自然方法降解水中有害物质。今天小编就总结美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的排污许可制度，仅供参考。
澳大利亚将大自然视为珍宝的澳大利亚对企业的排污要求是苛刻的。德国根据德国水资源管理法第57条，所有废水都必须进行净化处理后才能排入水系，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排入到江河湖海等大自然当中，所以无论是生活废水还是工业废水，都要进行净化处理。
显然，要求的义务削减量越高，能够成交的排污权越少，企业靠它提高经济效益的机会越少。对于工业废水则有着更加严格的规定，因为正是由于工业造成的严重水污染问题，德国才于1957年颁布实施了水资源管理法，要求工业企业必须要建立废水排放管道和过滤设施。实际上是把排污量作为一种商品，在一个模拟市场内进行买卖和交换，如果企业需要更多排污量，只能通过高价转卖获得，所以企业在排污时，不得不考虑是否可以将排污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。政策还规定在环境品质没有达标地区，每一项交易要承担削减排污量10%到20%的义务。
对排放量需求高的企业自然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排放量，但政府对排放总量有一定的控制。例如，依照《新建排放源审批》的建设许可证审批制度，每个新建排放源，或对已有排放源进行的重大改、扩建工程，都必须要上报州或者地方许可证主管部门进行审批。美国美国是最早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国家之一，以污水排污许可证制度最具代表性。排污许可制度是国际通行的一项环境管理的基本制度，对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在有的国家已执行数十年
环境效益必须进行计算，这涉及到金融运作框架的问题。第二，绿色金融是否应该实行差别化?由于国内各地区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，金融方向的调整又会放大至实体经济的变化。
第五，绿色金融所追求的环境效益如何计算?例如，通过绿色信贷建设绿地或花园，周围居民享受到的美好环境，这种正向效益是否应纳为投资回报中的一项?由于绿色金融项目在计算投资回报的时候，所度量的不仅仅是资本利润的获得，环境溢出效益必须得到量化，这才能回馈至成本的内部化。而目前，还需要由国家层面的力量来推动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建立。
后期扩大了绿色金融的涵盖范围，把城市地下管廊、节能改造工程、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纳入其中，利润率有所提高。第一，如何准确理解绿色金融概念?国外主要流行低碳经济，偏重于气候变化和碳减排。在综合考虑通胀、区域制度等风险因素之后，应该衡量地区经济的边际效益与环境污染边际成本。这种不平衡，需要专注于此的投资机构或投资基金介入。以往认为绿色金融是不赚钱的买卖，误解根源就是没有市场化。一边是宏观经济产能过剩，一边是绿色技术的引入，如何解决这样的尴尬局面?这可能是绿色金融将会面临的一种难题。
其实500强企业，多数都是绿色的企业。作为金融市场中开创的新型业务，绿色金融既要考虑绿色性，又必须考虑金融性。
健康的资本运作发现环境价值，并利用环境价值发挥其杠杆作用。而金融的本质就是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容易忽视的真相是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益和绿色项目的利益本性重合。2016年，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将近1100亿元，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的35%，但申购者寥寥。
比如，阶梯电价、阶梯水价，约束或激励消费者对于资源的认知，逐渐养成环保习惯，这将比口号式的宣传更有意义。如何准确理解绿色金融概念?绿色金融是否应该实行差别化?绿色金融是不是应该有明确的价格信号?如何培育绿色金融的供需方并可持续运营?绿色金融所追求的环境效益如何计算?在推进绿色金融的过程中，以上这些问题不得不进行深度考量。目前，国内绿色债券一支独大。另外，绿色金融的显性价值当然是将资金引流至合理的绿色化的投资领域，但其最大的隐性价值，却是要改变传统金融中对于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再平衡。
那么，这种定价究竟是由政府以标准来决定，还是以市场买卖双方谈判而定，这将决定未来绿色金融的治理结构是自上而下，还是自下而上。只有促进具有较高潜力的绿色产业发展，推动科技创新，才能为金融业提供高科技企业，推动技术进步，将资金真正引入技术研发的环节。
这便意味着，绿色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完善过去金融信用体系，将企业或个人的环境信用作为金融信用的一种纳入，这便要求严格的信息披露，因为信用是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。必须承认的是，资本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两者之间的比价。
应该承认的是，绿色金融应以产生环境效益为目标，或变相地对资源环境进行定价。如此，绿色金融便又转化为讨论环境资源定价的基本命题了。
这一点，可以从世界500强公司的CSR(社会责任报告)一栏看出，一个注重技术创新，以人力、品牌为核心价值趋向的企业，必然会主动提高其全要素劳动生产率。第四，如何培育绿色金融的供需方并可持续运营?必须思考的是，绿色金融项目的评估究竟是以绿色动机为导向，还是以环境效益来进行评判。这样看来，绿色金融的宏观价值便体现了出来，即从社会福利的次优迈向最优。第三，绿色金融是不是应该有明确的价格信号?这实际是要寻求适合于绿色金融的商业模式，引导传统企业或消费者为绿色资源付费。
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，才能不断保持自身的影响力，往往这种公司也就是绿色产业做得很好的公司。另外，价格还能够影响消费者偏好。
如果是生产线或生产工艺很先进，但因为钢铁项目可能会给地区带来产能过剩。由此，笔者认为，当前要澄清绿色金融的几个基本问题。
但实际上，有绿色动机却不一定产生环境效益。可以预测的是，当前的绿色金融还需要政策性的倡导和呐喊，吸引商业银行的眼球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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